父亲捡到了一个破收音机，要我每天准时跟它学习国语。他说，中国人一定要会说中国话
主持人，各位女士、先生，下午好！
今天文化讲坛这个主题很了不起，也相当大，所以我决定用我自身的经历对它做一点小小的诠释。
我出生在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那年我7岁，我父亲是乡下的一个木匠，他从来没有上过学。当时他捡到一个破收音机，想方设法修好以后，立即要我每天准时跟它学习国语。我父亲说：“中国人一定要会说中国话。”“语言和国家民族是共同体”的概念，从小就牢记在我的脑海中。
我从小接受了完整的汉语教育，等于接受过中华文化的洗礼，对于国家的分分合合，我相信终极的统一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留学，念完了书以后，跟我先生在1966年选择回到大陆。我相信有一天会“经过北京回到”。不巧的是，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，我们呆了七年多才离开。其间让我最伤心的就是看到中华文化被“革”掉了很多。
举两个例子。一个是我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到苏北平原劳动。有一天夕阳西下，看到平原上火红的太阳，我先生就指着太阳对一个扛锄头的同事说：“这个太阳真像的煎蛋。”那位同事肚子也很饿，说，“这叫荷包蛋，我可以一口吃一个。”结果有人去汇报，不久这位同事就被隔离审查，最大的罪状就是“一口吞日”。 我先生也受到连累，整天写检查，整整三个月不能回南京。写了三个月交代为什么把伟大的太阳比作美帝国主义的煎蛋，而不是阿尔巴尼亚或者前苏联的煎蛋。三个月之后他回到家里，我看到他吓了一跳，瘦得像一根木棍。从此以后我们家尽量不吃煎蛋。
当年我是在结婚的，但是我那时一直想回中国，所以坚持不生孩子。我不希望我的小孩生下来是公民，我希望他生下来一睁开眼就看到中国的蓝天大地，是个百分之百的“国货”。 孩子还没生下来，不知道是男是女，我先生姓段，我们就给孩子起好了名字，叫“段炼”。因为北京的街上每天早上都有人高喊：“锻炼身体，保卫祖国！”
1973年底，我们全家移民到加拿大，那时候我就写了小说(尹县长)，是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和散文，后来被归为伤痕文学。再后来我们移居到，正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际，觉得太好了，就把写作的重点转移到了新一代华人的生活和奋斗上，后来也涉及海峡两岸，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。
老一代的在美华人被称为“三把刀”：菜刀、剪刀、剃头刀。后来我就不再写这“三把刀”了，而是写在奋斗的新一代华人高级知识分子，这些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。因为我坚持中文写作，所以我一直感觉自己生活在中华文化的圈子里，悠游自在。同时我也一直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。我们很关心中国发生的变化，在海外大力推广中文教育、创办侨报，都是这种关心与热爱的表现。我在旧金山办过(远东时报)，宣传两岸“三通”。很多华侨都心系中国，“爱我中华”，当然不是指那个香烟。 尤其是爱中华传统文化。海外华人作家普遍都有这种认识，大家虽然分散于五大洲，但是都有相聚取暖、互相鼓励的渴望。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推举我创立了“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”。在座的戴小华女士是第三届会长，在马来西亚召开过盛大的年会。
中华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积淀而成的，也不是说破就能破的
有一本书叫(1995闰八月)，曾经在畅销。很多人相信就在那一年的那一个月两岸就要打起来了，海外华人都非常担心。我在那一年赶回，从此就多了一个促进两岸和平的愿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