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减负”、“提质”等词在教育界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，也不是什么新话题，只要是教师，都必须面对。教育专家、行政领导、校长等领导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向老师宣讲上级部门有关“减负”、“提质”的新政策，新动向，新举措。
根据“减负”、“提质”的正负的两面性，运用数学的排列组合方法，可以排出“高负高质”、“轻负低质”、“高负低质”、“轻负高质”的不同的组合方式。而教育所要追求的是其中要求最高、效果最好、难度最大的“轻负高质”。这也就注定了“轻负高质”将成为教育部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个极具复杂性、挑战性和艰巨性的问题。
在今年7月份颁布实施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5-2020年)》中提出，“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。”“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，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、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。”“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，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、提高教育质量上来。”《教育发展纲要》再次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，把提高教育质量定位为关乎教育改革成败的根本性的衡量标准。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，没有质量就没有教育。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，从教育行政部门，到学校领导，再到一线的教师，无不重视教育质量，无不关注教育质量，无不想方设法提高教育质量。客观地说，这些年来，我国的教育质量确实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，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劳动者、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。但是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所谓的“高质量”的教育(称不称得上值得怀疑)，是靠什么得来的，是靠教师起早摸黑的苦口婆心的“谆谆教诲”，是靠学生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“寒窗苦读”，是靠牺牲师生的身心健康和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的代价换来的。
“起床最早的人是我，睡得最晚的人是我，最辛苦的人、最劳累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……”这首由学生改编的流行歌曲,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的真实现状。这种高投入的教育，为什么没有完全带来高效益的产出呢?这样的教育能称得上“高质”?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正是对我国现行教育质量的一次拷问和质疑。《国家教育发展纲要》也正视到了这个问题，“我国教育还不‘完全’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。”(《国家教育发展纲要》征求稿中甚至定位为“还不适应”)由此可见，追求“高质”教育，不能一味地蛮干和苦干，不能一味地以高分作为评价学生能力的唯一标准，不能一味地靠过重的负担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。
《国家教育发展纲要》指出，“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，危害民族未来。通过减轻课业负担，保证学生生动活泼学习、健康快乐成长。” 无独有偶，在开学的前几天，浙江省教育厅正式下发《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》，用新政打出了一套减负“组合拳”，出台了“减负“新政六条规定，要求明确各级责任，形成长效机制，并强化督查，严惩违规，强力推进全省中小学生减负。《国家教育发展纲要》和《减负通知》再次重申了对“减负”的决心，首次提到了“公示和问责制度”，把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任务分摊到政府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头上，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，才能标本兼治，综合治理，否则“减负提质”只能成为一句仅停留在口头上的看起来很美的教育“口号”。